2022-3《十月》·散文|王光明：见证香港的文化传奇
● 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首席专家；曾获教育部、北京市、福建省等多项社科成果奖，以及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等 。先后受聘于香港岭南大学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任客座研究员；担任过“鲁迅文学奖”、“纽曼华语文学奖”（The 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评委等。著有理论批评著作《散文诗的世界》《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市场时代的文学》与散文随笔集《边上言说》《前言后语》等。曾赴美国、日本、阿根廷、哥伦比亚、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等地讲学与学术交流。
见证香港的文化传奇
王光明
收到赵稀方先生寄来的著作《报刊香港》，真有点小小的激动。对着印有《文艺青年》杂志书影的封面，我自言自语：“‘报刊香港’！是个形神兼备的好书名！”
现代香港的文化地标
“报刊香港”指的是香港的报纸刊物，它是及物的，面对近代以来香港纸媒的历史。但以“报刊”作为香港的定语，则是精准、奇妙、形象的文化定义。
香港这块南中国的弹丸之地，曾是现代诗人闻一多笔下“失养于祖国”的“孤苦亡告”，近代以来承受过太多的爱恨情仇：它在20世纪的经济繁荣和“转运港”利益，是英国殖民者的骄傲与心病；它的失去与回归，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与光荣。它是亚洲经济神话“四小龙”之一，是“一国两制”试验田，是“中国功夫”和搞笑电影的摇篮，也是东方美食与大众购物的天堂。作为“华洋杂居”“商政交缠”“雅俗并存”的现代传奇，引来无数好奇的目光，被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
然而在文化人的心目中，那传奇中的传奇，恐怕还是赵稀方所谓的“报刊香港”。因为在现代社会，不同人种、肤色的社群杂居，经济奇迹与雅俗共处，并不专属香港一地，唯有“报刊香港”，称得上香港的现代“地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真是20世纪工业社会与冷战时代出产的“纸上神话”：未有和过了活版印刷时代，都不会有“报刊香港”；光有现代印刷媒体而没有冷战时代的“飞地”语境，也不可能有“报刊香港”。赵稀方和不少研究香港的学者注意到，“英国占据香港并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贸易”，看重的是它作为“转运港”的经济利益①。因此，英国殖民者不像日本强盗统治台湾那样，除了武力占领，还要当地人改变口音②。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临到最后的选择，英国人宁愿失去英吉利，也要保存莎士比亚，因为只要伟大的母语还在，民族的凝聚力就在。
香港之所以存在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对抗模式之外，成为“经典的殖民主义理论无法解释”③的另类，一方面因为它相当一部分是“租界”而非完全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就是潜隐在母语中文化传统那不可思议的力量。统称的香港只有港岛80.7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英国占据，九龙（46.9平方公里）和新界（978.7平方公里）则是“租地”。租借的东西是迟早要归还主人的，除非它的主人对自己的东西不爱惜。同时，既由于大部分地盘是租借的，更由于迁入移民大部分是讲粤语的广东人，语言文字保存着汉民族的血脉，延续着中华文化的大传统和南粤地方文化的小传统，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就只能与本土文化妥协。一百多年间，英国殖民者在香港虽然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文化上却未获得更多的认同，除了在大学推行英国体制外，承载文化信息的报纸杂志大多还是用汉语出版，居民日常生活交流也主要用粤语。这种状况不仅带来了西化经济模式和南中国雅俗文化并存的景观，还使它成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眺望西方的一扇窗口，一块“借法以自强”④的试验田。王韬（1828－1897）在“上书太平军”事件后避难香港，就不仅襄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了《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还于1874年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纸《循环日报》，每日在头版头条发表论说，形成了广议家国民生的资讯舆论空间。
这种空间后来发展成为“报刊香港”的现代文化传奇，王韬是奠基人，而“租地”政经文化各行其是的“飞地”现象，则是它的摇篮。在相当长时间里，香港的文化，英国殖民者不想管，也管不了；而国内与国际的各种势力，虽然谁都想插手，却又谁都无法得手。这样权力边际与舆论博弈的交织，形成了冷战时代香港文化的“春秋战国”和报纸杂志的雨后春笋。它思想文化方面的自由和报纸杂志的繁荣，使遇到困难没有活路的文化人，往往在这里都可以谋得生路。这是否就是不少历史转折时期，许多文化人都把香港作为“避难地”和“中转点”的原因？众所周知，有的人因为国难，有的人由于个人困境，有的由于国难加个人困境，像蔡元培、许地山、丰子恺、茅盾、戴望舒、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叶灵凤、夏衍、张爱玲这样的著名作家，都曾避居香港，与香港文化产生了难忘的互动相生关系；而钱穆、饶宗颐、金庸、刘以鬯、西西等学者、作家的独特文化成就，更是受益于香港的特殊文化环境并体现了香港文化的独特价值。二十多年前香港回归之前与之后，笔者分别在岭南大学和中文大学从事合作研究，自由出入于香港几个大学的图书馆，也算目睹了这种文化风景最后的辉煌。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怀念的日子，摆脱了职业、家庭、单位各种事务的纠缠，早上出发时在报摊买一份报刊在巴士上浏览资讯，白天在开架的图书馆阅读与复印资料，晚上带着新的收获和思绪回到能眺望半港灯火的校园，每天都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欢喜。不能忘怀的还有应朋友熟人之约在《香港文学》《文汇报》《今晚报》《二十一世纪》《现代中文文学学报》上发表的那些长短文章，稿酬竟然足够客居的日常开支。那时，国内大学教师的薪酬还普遍较低，自己却能省下单位的工资和合作研究的薪酬，头一回有了积蓄，不免内心窃喜——这是否也是香港报刊繁荣的另一种“见证”？
文化人容易在“报刊香港”中生存发展，还只是其表面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报刊香港”形塑的文化性格。李欧梵曾在一篇题为《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的文章中，将这种文化性格命名为“边缘性”：在不愿管与管不着的“三不管”地方，“反而形成了一种可以在报刊上论政的‘公共空间’”，“在几种文化的边缘——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却不受其中心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理出牌’，从各种形式的拼凑中创出异彩。”⑤李欧梵先生的论述充满热情，却似乎忽略了权力的边缘也正是各种势力博弈的中心，如同香港文学史研究专家卢玮銮（小思）所言，香港实际上是各种力量“必争的据点”⑥。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权力的边缘性与潜在利益的中心性的矛盾，成就了香港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汇争战，成就“报刊香港”上百年的繁荣。
各种资讯、观点交汇的意义，是打开视野，防止偏听偏信，塑造了“诡奇得有时令人难以置信”的香港“内景”──这也是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先生的观点：“一度被批为殖民心态、民族意识形态淡薄、‘文化’空白的香港人，反讽地成为最不轻易被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左右的、心灵开放的读者，在中国长期闭关自守，他们既要关心又无从关心而变得无奈与漠然，不能也不愿对‘左’或‘右’付出真实的‘忠诚’的阶段（约有五六十年），从坏处看，他们对任何政治都无承诺，对任何意识形态主张都是冷淡，对历史的中断与流失似乎没有悲剧感，但这‘颉滑’的‘变色龙’在不必担心‘文字狱’的情况下，让五光十色的政治意见在‘空白’的胸中流过，虽然也可能是流而不留，但长期印染，却积聚成习惯成一种自由为本的内景，转化为一种力量，使香港成为左右都不买账的自主意识。”⑦
这种不跟风、不站队、不轻易承诺的“自主意识”，是一种相信时间与观察，兼听和占有各种信息，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教授是香港文学史研究领域最让人尊敬的学者，她对香港文学史料的收集研究有目共睹，我曾写过：“卢玮銮功不可没之处，正在于她把上世纪70年代以来香港文化人‘自我’关怀与身份认同的热情，转化成了体认历史的学术实践，将不讲规则、随意采摭资料的现象，提升到学术的和系统的层面，从而为香港文学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⑧我相信，她掌握的1925年以来的香港文学史料，无人能与之匹敌。而她一丝不苟的治学品格，更是理性精神的体现。1997年我把“香港的文学批评”一节寄她订正，她的回信让我如芒在背。当时写的《香港学院的文学批评》“二、卢玮銮：香港文学史研究的拓荒者”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作者对萧红和戴望舒的记述，通过详细的资料，真可以说是为战争中逃难香港的中国作家，用文字建造了“灾难的里程碑”，──它是沉浮于战争灾难和人事旋涡中现代中国作家命运的象征。……戴望舒被东江纵队遗忘在沦陷后的香港，既无法一死殉国，却又难逃罗网，“他们能做些什么？”仿佛是五四时代郁达夫“零余者”感慨的回声。戴望舒在沦陷后的香港受尽折磨和考验，“好容易盼得胜利的日子来临，但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除了一身病困外，他还得为衣食奔走，为家事烦恼，为洗脱自己的污点而努力，这真是他一生的悲剧”。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真实地叙述了这类悲剧，还能像黄继持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因迹还心，辨申其志行，写出他们心灵的固守与坚持，并将其导向历史的反省与澄清。
这段文字中“戴望舒被东江纵队遗忘在沦陷后的香港”，当时我是根据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占领香港时“文化人大营救”名单没有戴望舒这一情况而写的，还想到戴望舒《等待（其二）》（1941.1）中的诗句：
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见见
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
尤其做你们的心，受苦难，磨炼，
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
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后面。
卢玮銮觉得我的这句话不妥，“宜更正”。在1997年7月13日的回信中，她写道：“我没有如此说过，更没有证据，故请删改为‘为了某种原因滞留香港’，是否较好？”卢玮銮是对的。此后多方资料“汇校”证明，戴望舒不是有关组织安排来港，不出现在营救名单也是情理之中，更何况戴望舒滞港，还有更复杂的个人原因。重要之处在于，没有证据，就不能乱说，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对于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而沉默，对于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不是置之不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作壁上观，而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放在心上，去观察，去思考，从而获得开口说话的机会。这是一种通过学术文化培养的品质，《二十一世纪》创刊十周年座谈会席间有个学者说的一段话，至今仍然让我感动。那是2000年10月，当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从事一个项目的合作研究，因为曾在《二十一世纪》发过文章，座谈会也顺便邀请了我。很多参加座谈会的名字都忘了，但有杨振宁、刘再复、刘小枫、金耀基、陈方正等先生出席是一定的。会上有个学者说：“八九后西方和本地都有人预言，中国五年要完，或者撑不过十年，但是现在五年过去了，十年也过去了，人家不仅好好的没完，还有不少发展，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呢？”话很平常，却体现着对事实与时间的尊重，体现着求真求是的文化品格。
有品格的文化，从来都不只是用来对付别人的，也一定是用来反省自身的。
“失养者”的守望
《报刊香港》的一个贡献，是在诸多正文正史有意无意的遗忘中，钩沉了现代读书人孤独无助的文化守望。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早在十九世纪中叶，香港就被割让英国，但中国的文化人从来就没有把它看成是“他者”，很长时间里照样来来往往，中转，谋生，办报，避难，以至于抗战时期“由于茅盾、许地山、萧红、夏衍和戴望舒等著名作家的加入，香港文坛勃然中兴，成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中心”⑨。该书专辟第五、第六两章，讨论“南来与本土”的文学关系，介绍“被遗忘的沦陷区”作家孤苦无告的坚持，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史料与书写格局，提供了不能无视的参考。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对诗人戴望舒香港岁月的考辨：作者汇校香港、内地和戴望舒本人的资料文献，以“戴望舒‘附敌’事件”为中心，围绕前几年公开的戴望舒《我的辩白》⑩，还给一个独立诗人的历史清白：“从现有史料看，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的表现的确是清白的，如果不苛责的话，可以说他在那种严酷的条件下是具有民族气节的，无怪乎当时中共党组织对他很信任。”①①
“戴望舒‘附敌’事件”现在是澄清了，但戴望舒当时为什么会滞留香港？在香港又做了些什么？使他不仅要进日本人的监狱，还要承受同一阵营同胞的误解，仍然是未解的谜团，“恐怕将永成悬案”①②。善良的人们不想让历史成为悬案，努力发掘史料，给出种种解释，诸如徐迟说他舍不得书，杜宣说他等着妻子回心转意，冯亦代猜想“根据潘汉年的指示，……与叶灵凤一样，都在从事地下工作”①③，充满善意，也充满想象，让人觉得不无道理，又不能完全信服。如今读着赵稀方、李辉发掘的新旧史料，聆听戴望舒《我的辩白》的悲哀与无奈，我却在李辉《难以走出的雨巷》一文出示的戴望舒、穆丽娟光彩照人的婚礼合影面前木然，想起了鲁迅、梁实秋不屑与成群结伙豺狼为伍的文人个性，想起这种个性支配下人生的偶然与必然，不由得涌出一个想法：或许，这是一个诗人必须承受的命运；而命运，如亨利·詹姆斯所言，“总也有连修伯特都会无言以对的时候。”
戴望舒滞港，既是命运的眷顾，也是命运的戏弄。像当年许多南来香港的文化人一样，抗战爆发后戴望舒1938年5月从上海赴港，是相信英国殖民地香港的安全，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作家相信租界比较安全一样。这时的戴望舒有了一个让他幸福陶醉的家，就是他与穆丽娟光彩照人的婚礼照片中建立起来的那个家：戴望舒告别了与施蛰存妹妹持续八年却终归无果的婚约，1936年6月与小他十二岁的中学生穆丽娟结了婚。八年的感情，八年的等待，有多少失落，就会有多少珍惜，戴望舒是多么热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呀，你看看他写了又写的“过旧居”①④，读一读《过旧居》中这样的诗节，能不为之动容？
我没有忘记，这是家，
妻如玉，女儿如花，
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
想一想，会叫人发傻；
单听他们亲昵地叫，
就够人整天地骄傲，
出门时挺起胸，伸直腰，
工作时也抬头微笑。
短短几年的家庭幸福是如此鲜活地占据着戴望舒的记忆，他还在《示长女》说：
我们曾有一个安乐的家，
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
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荫，
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
岁月在窗外流，不来打扰
屋里终年常驻的欢欣，
如果人家窥见我们在灯下谈笑，
就会觉得单为了这也值得过一生。
1938年5月戴望舒刚到香港时，命运似乎要眷顾这个经历了漫长感情挫折的诗人，他的运气相当不错。一是他意外有了舒适的家，他的朋友，香港大学教授马尔蒂夫人（Madame Marti）要回国，她那背山面海，有小溪石桥的“木屋”（Woodbrook Villa）让戴望舒居住并代为看管，因此他有了“安乐的家”，在一座背山面海的两层小洋楼里①⑤。二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有了喜欢的职业可以施展才能：由于“七七事变”，我故乡那个享誉整个东南亚的“虎标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家族，将在广州筹办的《星岛日报》转移到了香港，正好被戴望舒赶上。经陆丹林介绍，戴望舒成了《星岛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他办副刊的设想也毫无保留地得到了采纳。这样，原先只想安顿妻女后“中转”去后方抗日的戴望舒，就改变了计划，留在了香港。
安家立业之后，戴望舒全力以赴投入到了《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创办，希望“《星座》能够为它的读者踏实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边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之责”①⑥。单纯、天真的诗人哪里知道，让他舒服地留在香港，不过是造物主玩的欲擒故纵的把戏。不错，戴望舒的才能是得到了施展，短短几年，《星座》成了抗战文艺的重要阵地，从1938年创办，到1941年12月日本人占领香港，三年多时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①⑦，因为这些现代作家都是《星座》的作者：郁达夫、穆时英、徐迟、夏衍、马国亮、许钦文、萧乾、萧军、萧红、端木蕻良、沈从文、芦焚、沙汀、施蛰存、卞之琳、李健吾、方敬、郭沫若、艾青、袁水拍、楼适夷、陈残云、欧阳山、韩北屏、梁宗岱、李广田等。发表了《呼兰河传》（萧红）、《大江》（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品。
然而，日本人来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先是1940年6月穆丽娟的哥哥穆时英被暗杀、她母亲服毒自尽，穆丽娟母女回上海奔丧后一去不返，戴望舒去劝说又受汪伪政权威逼只好逃回香港。逃回香港后不久，就遇上日本人的占领，大部分来自内地的文化人都在东江纵队的安排保护下撤回到了后方，命运却让戴望舒滞留在香港等待：“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见见/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
这是怎样的屈辱与沉痛！我也曾为“戴望舒问题”所困惑，1996年初赴香港岭南大学从事合作研究时，曾花费不少时间查阅资料，寻访戴望舒在香港的踪迹。我在薄扶林道徘徊，寻找早已被高楼大厦覆盖的“林泉居”；在中环寻访域多利拘留所旧址，抚摩着那截下边是石垒、上面是砖砌的围墙，想要辨析戴望舒的牢狱之灾与《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的关联；我读戴望舒在香港写下的诗文，读他朋友与熟人的回忆，在图书馆查找当时香港才能读到的叶灵凤《忆望舒》《望舒和灾难的岁月》、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公孙树《与杨静女士谈戴望舒的爱和死》等。不由得想到学界对戴望舒人与诗的定位：“雨巷诗人”“象征派诗人”“现代主义诗人”。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从“诗言志”传统出发的戴望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风格诗人，也不是可以被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简单化的诗人，他首先面向的是自己的内心经验，为表达自己感受和思绪而存在，让它安顿自己的身心和灵魂。正因为此，“心史”成为“诗史”，诗集《灾难的岁月》成了戴望舒“灾难岁月的纪念碑”。
真的，你读一读《灾难的岁月》，留心一下诗人为何反反复复地写“旧居”、“等待”和“寂寞”，想一想它们的内在关联，不难发现戴望舒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是的，历史无法复原，我有时甚至不忍心让戴望舒所经历的“灾难的岁月”在文字中再一次发生。1995年农历大年除夕，香港正经历着几十年罕见的寒冷，我刚读完卢玮銮《香港文学散步》中关于对戴望舒的描写，一个人来到早已没了萧红墓碑的浅水湾，默念着戴望舒写的《萧红墓畔口占》（1944.11）：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听着海涛的闲话。
这就是戴望舒“灾难的岁月”里的心境：这是怎样同病相怜，怎样的人生寂寞，怎样的死活不成、百般无奈？要不，怎会觉得长夜漫漫，大海茫茫，生出对死亡的无限向往？
然而，无论命运怎样戏弄，顺境、逆境、天堂、地狱，戴望舒都是初心无改，坚守着一个读书人的良知和底线。香港沦陷之前，戴望舒是抗战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骨干，参与了分会从筹备到因沦陷而终止活动的全过程，除了张罗协会的抗日活动，把《星座》办成了抗战文学的重镇外，还与艾青创办了诗刊《顶点》，与徐迟、叶君健、冯亦代等人主编了《CHINESE WRITERS》（《中国作家》）——“这是头一个向国外作宣传的文艺刊物”，老舍先生在《八方风雨》回顾“文协”抗战期间活动，谈及各分会工作时，认为“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会曾经出过几期外文的刊物，向国内外介绍中国的抗战文艺”①⑧。而戴望舒自己的创作，除了以《元旦祝福》等诗篇祝福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以更坚强的斗争赢得自由解放外，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借力”反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在香港沦陷之后，面临着失业、娇妻爱女离散和牢狱之苦的戴望舒，真的见到了“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无须讳言，在那寂寞的等待，等待的寂寞中，为了生存，他也先后在日本“总督部”监管下的《香岛日报》《华侨日报》《香港日报》等报刊做过副刊编辑与发表文章（这些曾被视为“附逆”的证据），但正如戴望舒《我的辩白》所言：“我只在一切办法都没有了的时候，才开始写文章的（在香港沦陷后整整一年余，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诸君也了解这片苦心吗？），但是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就连和政治社会有关的文章，我再也一个字都没有写过。”①⑨事实上是，戴望舒那时发表的文章，大多是外国文学的译介；他以“白衔”为笔名写的《幽居识小》专栏，不要说栏目的名字“幽居”大有深意，内容也都是中国旧小说的阅读笔记。而他在朋友叶灵凤编辑的《大众周报》以“达士”笔名开设的《广东俗语图解》专栏，就更有意思了：戴望舒生于杭州，在西湖边上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后来考入上海大学，原也对广东话知之甚少，不想衣食无着之际，竟把广东话当饭碗了。《广东俗语图解》由陈第（郑家镇）绘图，戴望舒广征博引古代笔记、传统典籍和南粤风俗传说作解，倒也别有情趣。一个有修养、有想象力的粤语“他者”，虽然无法真切还原广东俗语的原义，却像庞德“发明了中国诗”一样，让我们感受了原汁原味的广东方言不曾见过的文化魅力。真的，当我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看到戴望舒对“石罅米”“阿聋送殡”“酸姜竹”“冇耳油壶”“豆腐渣落水”等俗语的诠释时，竟想起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据卢玮銮教授统计，《广东俗语图解》从1943年4月3日开始在《大众周报》连载，至1944年10月，有81篇，加上未放入专栏1篇，共82篇，本来有广告说已列为“大众周报丛书”于1945年5月付排，“不日即出”，“但相信此书并没有正式面世”②①。我在冯平山图书馆看到的，也是缺漏很多的《大众周报》，真是可惜了，不仅对戴望舒研究，对于现代民俗研究，也是少了一份别具一格的文献。
同样有些可惜的，还有香港沦陷时期戴望舒的抗日民谣。其中写日本“神风”攻击机的那首“神风，神风/只只升空/落水送终”，曾在戴望舒被告发“附敌”百口莫辩时，成了朋友为他“洗白”的证据。马凡陀（袁水拍）及时发表了《香港的战时民谣》：“据香港的朋友证实，这首确是戴先生写的。而且不只这一首，共有十余首之多，因为他们单纯易懂，富于民谣的特色，立刻为香港民间所接受而流传了。”②②不过，这“十余首之多”，完整找到的只有4首，都是卢玮銮教授查找到的，被后人反复使用。我的遗憾当然一半在不能找全，因为歌谣不立文字，随风飘散；另一半也在研究者们大多关注它们对戴望舒名节方面的意义，却不怎么重视它作为读书人特殊的“存在方式”。其实这种隐身民间，“借声”言志的现象，是无法玉碎又不肯瓦全的读书人“古已有之”的生存策略。我家乡就有个叫林宝树的康熙三十八年举人，被选授海城知县后因适应不了官场风气，三个月便打道回府，在我们山高皇帝远的“梁野山”，用客家方言写了本介绍一年四季耕作民俗的歌谣集《元初一》，“在闽粤赣三地客家人中，不知道林宝树其人的或许有之，但不知道《元初一》的，肯定少之又少。我们客家儿童在没有听说过子曰诗云、唐诗宋词之前，就已经在背诵这本方言写成的启蒙读本了。”②③尽管现代社会是理性社会，组织周密，科技发达，像戴望舒这样保不住“林泉居”和娇妻爱女的现代读书人，已经没有“梁野山”可去，但隐身于古籍民俗与民间歌谣的路数还是记得的。
我们不要小看了这种无奈的存在方式，它也是有良知的读书人面对厄难安顿身心和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虽然不那么壮怀激烈，却不可小觑了它的意义。别的姑且不论，仅从我较为熟悉的现代诗歌而言。戴望舒的“战时歌谣”，就丰富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歌谣研究的视野，形成了“解放区民歌”、“国统区（马凡陀）山歌”和“沦陷区歌谣”共生而相异的面向民间诗歌资源的现象。将这种现象与之前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诸诗人对歌谣的收集、研究和借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对歌谣的革命性利用，之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期待在古典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而开展大跃进民歌运动等，联系起来，便能发现歌谣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中，有一条断断续续，欲续还断，欲断还续的文学（诗歌）史线索。
“解谜”之难
介绍戴望舒厄运中的坚持和存在方式，是希望人们理解二十世纪香港文学的复杂性。尤其是所谓“南来作家”，他们疏离了大陆强势文坛和广大读者群，背井离乡来到“声色犬马笼罩下的社会环境”②④，内心是别有滋味的。香港社会并不是天生就有“东方明珠”的声誉，它的经济繁荣和世界文化视野，是二十世纪“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后才有的现象，之前在那里落脚的文化人，生活与写作都面临许多困难。像诗人马博良，原先也不认同“烧尽琴弦”，“为粗陋而壮大的手所指引”，由缪斯变成战神的行动者，称他们为“焚琴的浪子”。不想自己来到香港，疏离了政治却不得不与商业环境妥协，编辑有销路的通俗读物《水银灯》《大侦探》《迷你》，等到挣了钱回归自己的文学理想，办《文艺新潮》介绍西方文学和进行现代主义文学实验，也不过才撑持十几期，最后自己也成了另一类“焚琴的浪子”，远走南北美洲，十几年写不成一首诗。这种现象绝非个别，叶维廉曾感慨：“有民族自觉和文化关怀的作家和艺术家，往往在‘呐喊’与‘彷徨’之后便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很多相当自觉的文艺青年都走上了不归之路，不然就是与爬格子的动物同流合污。”②⑤
何止与消费文化“同流合污”，他们也不得不与背景不同的报纸刊物周旋。香港的报刊，能赚钱养活自己的，基本上都是大众读物；而赚不了钱还能持续出版的，暗中都由背景不同、争夺香港舆论阵地的机构出钱。然而，如果你以此推断上面发表文章的作者文化身份和思想立场，那就把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了。譬如“帮助美国新闻处出书”的人人出版社主办的杂志《人人文学》，归类为“绿背杂志”理所当然，但实际价值却不能以刊物背景来判断：不仅前后主编不同，风格有别；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文学趣味也是五花八门。仅以“林以亮”为例，他在上面发表后来结集为《林以亮诗话》的诗论，是切中中国诗歌现代转型问题的一部值得重视的诗学批评论著；而他用“梁文星”这个连吴兴华本人也不知道的笔名，在这家刊物（还有台北《文学杂志》）发表的杰作，更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香港文学（和文化）史的特殊贡献。香港是商政交缠、七嘴八舌的地方，单调的宣传和高亢口号没有市场，学术与纯文学刊物大都走的是“调子不高，色彩不浓”②⑥的路线。在上面发表作品的作家，常常利用各种势力争战形成的张力，在“借来”的时间与空间，坚持自己的文化梦想。
那个在《人人文学》为读者所注意的“林以亮”，是我1996年初到香港岭南大学合作研究时，花过不少时间关注的对象。他是现代戏剧史重要人物宋春舫的儿子，原名宋淇，平生与上海翻译家傅雷，北京学者钱锺书、杨绛夫妇，诗人和翻译家吴兴华，华裔美籍学者夏济安、夏志清兄弟与陈世骧诸人，以及中国台湾散文家梁实秋，诗人余光中、杨牧等，有很深的交往；与作家张爱玲的友谊更为罕见，她1995年在美国去逝，遗产不托付亲人却让林以亮夫妇继承。这是一个不理会五四以来的时代文学潮流，把对文学的热爱“变成内心生活的一部分”的特立独行的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我认为他“与吴兴华的诗歌相似——在我国新诗理论批评中，从小到大地形成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现代汉诗理论”②⑦
然而，对香港人来说，他谈的是大陆的文学现象，香港人觉得不大需要关心；而对大陆来说，可能因为他在美国驻港新闻处打过工，不屑一顾。因此尽管我专门写过他的文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在《山花》和《香港文学》分别刊出，都没有什么反应。直到2012年广州《南方都市报》推出他儿子宋以朗口述、陈晓勤整理，用原本宋淇命名的《宋淇传奇》，人们才知道，在政治与商业风云反复涤荡的时代，还有一条联结各地重要学者、诗人的纽带，一个甘于边缘，保有民国知识分子风范的雅士。报纸连载的《宋淇传奇》后来补入删减的内容，2014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年又以《宋家客厅》之名在花城出版社印行，畅销国内市场。现在，宋淇和太太邝文美的名字已广为人知，因书中专门破解“《自我教育》与‘林以亮’之谜”，“林以亮”也成了传奇中的传奇。
《宋家客厅》高朋满座，虽然这里的“客厅”只是一个比喻，不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林徽因家的客厅，朱光潜家办“读诗会”的客厅名副其实，但能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现代“客厅”延续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恐怕只有学贯中西、立足边缘的宋淇才有这个本事。可惜的是，这本“口述史”有两个必须提出的问题：一是座上宾不全，少了我前面提到的定居美国、中国台湾的学者和作家。像中国大陆读者还知之甚少的夏济安，是宋淇在光华大学时的同学，有着一生的交情。他1956年在台北创办的《文学杂志》，继承朱光潜1936年创办的《文学杂志》风格，培养了一代台湾作家的文学理想和美学趣味，而办这个刊物，就是宋淇与他1950年“在香港的时候想出来的”，夏济安发表翻译和批评用的笔名“齐文瑜”，还有生前收到的最后一封来信，也都出自宋淇之手。②⑧二是虽然儿子讲述父辈的“传奇”有许多优势，但《宋淇传奇》也罢，《宋家客厅》也好，当我读完“《诗的教育》与‘林以亮’之谜”，看到他揭开的谜底时，不禁生了疑问：儿子就一定是父亲的知音吗？
的确，《宋家客厅》不只能满足一般读者猎奇览胜的欲望，还有文学史研究的参考价值。这一点正如陈子善教授的序言所说：“40年代上海文学史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将会从这部引人入胜的《宋家客厅》中获益，——具有可能改写文学史版图的学术意义”。而我个人，也特别感谢“‘林以亮’之谜”的破解，让我知道自己二十多年前在香港写的《林以亮：边缘的作为》一个重大错误。这是一个误导过包括夏志清先生在内的许多读者的文本归属错误——受《林以亮诗话》误导，人们将吴兴华生前未曾发表的五首十四行诗《自我教育》，误信成了林以亮《诗的教育》。
哪怕仅仅澄清这一个问题，《宋家客厅》也是功德无量，更何况它还贡献了张爱玲后半生史料，公开了宋淇所保存的吴兴华来信，提供了以“梁文星”为笔名在港台刊物发表的吴兴华作品，使2017年版的《吴兴华全集》，避免了2005年版《吴兴华诗文集》的许多缺憾。特别是宋淇保存的1940─1952年吴兴华的六十多封来信，是宋家献给现代中国诗坛文坛独一无二的礼物：我们见过不少现代作家的书信集，也读过专门以诗歌为主题的通信《三叶集》，却很少能够读到如此痴情、博学、专业的诗学书信。可惜的是，宋家如此完好保存了吴兴华来信，宋淇写给吴兴华的信，却早已消失在时代风烟中了。
但是，因为“客厅”贤人云集，因为众多的名人雅士与宋淇书信往来，就可以只将宋淇先生看成一个客厅的主人？或者，为了能给一世清明一时糊涂的父亲挪用了吴兴华的一首诗，给公众一个说法，就不惜否认“林以亮”为宋淇个人的笔名，否认林以亮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其他方面更重要贡献？
《宋家客厅》第六章最后一节“《诗的教育》与‘林以亮’之谜”，讲的是《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书店，1976年初版）收录的五首十四行诗《诗的教育》，不是林以亮的创作，而是吴兴华所写与宋淇、孙道临共勉的诗篇。宋以朗先生不徇私情，把历史还给历史，非常难得。他首先指出《林以亮诗话》提到的吴兴华抄录王安石诗的信②⑨，不是“绝笔信”，是从事过电影工作的宋淇“在编剧”。然后循着这个逻辑为林以亮“解谜”：
我看了这些信后，便明白我父亲不是想把吴兴华的诗据为己有，而是他心底根本没有将“林以亮”当成自己一个人。我父亲有数十个笔名，“林以亮”只是一个角色，但这个角色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它既代表了作为“天生诗人”的孙道临，也象征了吴兴华和他自己，即是说，“林以亮”是三位一体的位格，是他和他的朋友的共同暗号。③①
宋以朗努力为父亲的挪用行为寻找解释，可谓用心良苦。但这样破解“林以亮”，却无法对这个笔名的历史负责，无法对“林以亮”与宋淇的个人关系有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样做不仅伤害了林以亮的读者，也让在诗歌中安放心灵的宋淇，无处安放他的灵魂与学问。因为“林以亮”这个最早出现在1953年总第14期《人人文学》的笔名，直接联系着他在《人人文学》以来在港台杂志发表的众多文章，联系着十几部专著、译著和编著③②。它的由来，远不是宋以朗说的那么简单。在1973年版《前言与后语》（1980年更名为《诗与情感》）自序中，林以亮写过：
我从未以作家自居，自从事写作以来，所写所译各种文章，先后用了十几个笔名。有一次张爱玲同我谈起，知道了这个情形之后，大表诧异，并说：“我的真姓名，学名，笔名都是同一个，尚且很少读者知道我，你这样做岂非同自己开玩笑？”——后来想想张爱玲的话也有道理，人生如白马过隙，一点痕迹也不肯留下也似乎有点“绝情”，所以拿其中三个废弃不用，而保留了林以亮和余怀两个。余怀这个笔名是随便从“明诗别裁”中捡出来的，多数为我的诗作之用，最近逐渐也少用了。所以在这本集子中，除特别声名（“名”疑为“明”之误，——本文作者）之外，大多数文章都是用林以亮这个笔名发表的，但这并不违反我“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做人原则。③③
而在《昨日今日》“序”中，宋淇太太还因“林以亮”夫唱妻和，将邝文美改姓，成了“林文美”，“序”中对林以亮的由来也有清晰的说明：
他生怕被人目为作家，不惜先后采用许多笔名，包括宋悌芬、欧阳竞、飞腾、唐文冰、余怀、杨晋等，连近年为人熟知的林以亮（竟然有很多人称他为林先生，我只好陪着做林太太。）也是在半开玩笑的情形下取的──就是把女儿的名字颠倒凑成。③④
这样，“林以亮”属于宋淇个人，而不是“三位一体”的“共同暗号”，应该是很清楚的。宋以朗先生统计学出身，读过《林以亮诗话》并发现问题已经十分难得，要他通读父亲的全部著作是强人所难。不过，有趣的是，宋淇也以“林以亮”笔名写过自己的父亲宋春舫：那是1966年，英国作家毛姆（1874.1—1965.12）因去世成为世界文坛的热门话题，而毛姆又在一部访问中国的游记《中国屏风》中，以《一个戏剧工作者》为题专门写过宋春舫。当时《现代杂志》便“力邀”林以亮写了命题作文《毛姆和我的父亲》，连载于1966年2—3两期。更有意思的是，毛姆与宋春舫存在着文化上的时空错位，并不理解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摆脱贫穷积弱和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加上毛姆的个性和矜才使气，文章对宋春舫不仅缺乏理解，还带着挖苦讽刺，林以亮得为自己的父亲辩护。
然而林以亮这篇文章却写得雍容大度，“现在毛姆也逝世了，……我现在将毛姆这篇文章中讲到我父亲而又需要说明要解释的，逐点写下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注解工作。并无意为我父亲辩护，他自己生前都没有作过任何表示，又何必要我来多说话呢？”由于毛姆的《一个戏剧工作者》当时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林以亮《毛姆和我的父亲》便边译边做注释，提供文章背景和双方对话所涉人、事的资料和文献。文章的结尾，也不是辩解，而是面对历史的个人感慨：
细读毛姆这篇《一个戏剧工作者》之后，使我连带引起了一些感慨。这篇文章虽然只是肤浅的速写，却提供了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毛姆在谈论到我父亲和辜鸿铭时，无形中反映了一部分西方高级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是神秘的，可爱的，应该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美德，不应该盲目地去追随和学习近代欧美各国的科学和机械文明。他们认为中国仍在闭关自守。他们完全忽视了世界潮流的趋向和中国本身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而我父亲呢，却多少代表了五四以来的欧美留学生，希望把他们留学的心得应用到社会上去，不管是科学也好，文学也好，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③⑤
同为宋家后人，同样面对父辈“之谜”，宋家父子专业背景不同，掌握材料的程度不同，关心的角度不同，理解问题的路径、方法和答案也就各不相同。这不是一个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怎样理解历史的问题。理解历史之难，父子尚且如此，见证环境特殊、背景复杂的“报刊香港”传奇，就更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注释：
①赵稀方：《香港：认同的困境》，《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②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1937年开始在台湾各学校和传媒禁用中文。
③赵稀方：《香港：认同的困境》，《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④王韬语，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141页，中华书局，1985。
⑤李欧梵：《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今天》，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5年第1期。
⑥卢玮銮：《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第41页，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
⑦叶维廉：《语言与风格的自觉——也斯（梁秉钧）》，《梁秉钧五十年诗选》，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
⑧王光明：《香港学院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
⑨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第132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
⑩最早提到戴望舒写过“自辩”的，是卢玮銮《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该书第198页根据“施蛰存先生1981年12月9日来信提供资料”说：“回到上海，他（戴望舒）写了自辩书。”但未引述具体内容。最早发表戴望舒这封“自辩信”的，是1999年第6期的《收获》杂志。该期《收获》发表了李辉《难以走出的雨巷——关于戴望舒的辩白书》一文，同时以《我的辩白》为题发表了戴望舒致文协港澳成员的“自辩信”。据李辉文章介绍，戴望舒这封“自辩信”是冯亦代先生给他的。冯亦代1938年在香港“开始我的文艺学徒生活”时得到过戴望舒的鼓励，曾在1980年第4期的《新文学史料》发表过《戴望舒在香港》一文，不过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篇文章还没有透露戴望舒写过这封信。
①①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第185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①②卢玮銮：《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第198页，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
①③李辉：《难以走出的雨巷——关于戴望舒的辩白书》，《收获》1999年第6期。
①④1944年戴望舒在诗文中一再写到“旧居”，包括诗作《过旧居（初稿）》《过旧居》《示长女》和散文《山居杂缀》等。
①⑤这座小楼位于香港薄扶林道，戴望舒给它取过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林泉居”。
①⑥《星岛日报》于1938年8月1日在香港创办发行，这是戴望舒为副刊《星座》写的《创刊小言》中的话。
①⑦戴望舒：《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星岛日报》，1948年8月1日增刊第10版。
①⑧老舍：《八方风雨》，北平《新民报》，1946年4月17—23日。
①⑨戴望舒：《我的辩白》（1946.2.6），引自《戴望舒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
②①卢玮銮：《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第192页，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
②②马凡陀：《香港的战时民谣》，《华商报》，1946年11月18日“热风”版。
②③练良祥、林善珂主编：《梁野东风——武东印记》序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②④《当代文艺》创刊号“发刊词”，1965年12月1日。
②⑤叶维廉：《解读现代·后现代──生活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思索》，第152页，东大图书公司，1992。
②⑥海辛：《红棉花开》，香港：中流出版社，1970。
②⑦王光明：《林以亮：边缘的作为》，《山花》，1996年11月号。
②⑧参见戴天的访谈《夏济安先生二三事》，收入林以亮《诗与情感》第141─156页，台北：大林出版社，1980。
②⑨吴兴华1951年2月20日给宋淇的信凭记忆引用了王安石《凤凰山》，《林以亮诗话》（《诗的创作与道路》）谈论了这封信并将它说成是“断绝音讯”的信。
③①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第182页，花城出版社，2015。
③②基本书目可参见拙作《林以亮：边缘的作为》“附：林以亮主要著作目录”。
③③引自林以亮《诗与情感》“序”，第2─3页。
③④林文美：《序》，《昨日今日》（林以亮著），第8页，台北：皇冠出版社，1981。
③⑤林以亮：《毛姆和我的父亲》，《诗与情感》，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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